第418 章 义烈团
“好吧，如果有合适的情报，我倒是愿意花钱买下来。可惜并没有这样的渠道，如果于先生愿意介绍，您将会获得不菲的报酬。”
于扬没说话，只是一个劲的深思不语。
“好了，你的条件我会呈交上去让上面评估。期待三天后，能够正式把合同签下来。”
威廉姆斯站起来，拎起公文包，走到门口又停下来，回头看了于扬一眼。
“于先生，你其实可以考虑一下我刚才的建议。有些信息，绝对不会让你产生收益和风险不成比例的顾虑。”
“好的，我考虑一下。主要是有些人，我也只是巴着他们，从他们手指缝里讨生活的。如果有大生意，我会考虑威廉姆斯先生的。”
……
上海法租界，一家小旅馆内。
窗帘拉得严严实实，一盏煤油灯被拧到最低，只在桌面投下一小圈昏黄的光。
桌边围坐着四个人。
金先生坐在正中的藤椅上，手指间夹着一支没点的烟，手指有一搭没一搭的轻敲着桌面。
他左边的年轻人叫安明，是新从南京过来的联络员，穿一件洗得发白的灰布长衫，袖口磨出了毛边，右手始终搁在桌下的大腿上，他的靴子里别着一把勃朗宁，一有异动就能快速反应。
对面是两个老团员，一个叫朴世昌，四十来岁，脸上有道疤，在法租界做了六年裁缝，铺子就是团里的联络站；另一个叫李东辉，在上海的日本纱厂里当了三年工人，日语说得跟日本人一模一样。
“人到了。”楼下低声传上来一句。
楼梯传来极轻的脚步声，安明的手从桌下抬起来，放到桌面上。
门开了，进来的是一个女人。
二十四五，穿一件驼色的风衣，长发被利落的扎了个高马尾。浑身上下有股子生人勿近的压迫感。
她走路的步子很稳，经过安明身边时，他注意到女人右手食指的指节上有一层薄茧。
那是常年扣扳机磨出来的。
“金先生。”
女人见到坐在主位，手里夹着烟的男人，立马立正敬了个礼。
“崔英淑同志。”
金先生站起来收回散漫，回礼完毕后用朝鲜语问道，“刚从满洲过来，来到上海有没有觉得不习惯？”
“还好，就是咖啡没有书上说的那么好喝。”
金先生闻言哈哈一笑，让屋子里的气氛融洽了三分，“在以前，那是洋人给牲口用的提神药，那些牲口被透支过度，就喂一把咖啡豆强行提神。现在被他们一包装宣传，成了高档，身份的代名词了。”
“金先生真是博学。”
朴世昌不动声色的拍了个马屁，给崔淑英倒了杯茶，“话说回来，咖啡到底没有东方的茶文化有底蕴，我们这些人，还是喜欢喝茶。”
崔英淑在空椅子上坐下，接过朴世昌递来的茶杯。没喝，直接开口问道：“金先生把我从朝鲜人民革命军调到上海，是有紧急任务吗？”
“档案上说你颇有个性，看来是真的。”
金先生笑了笑，“到了上海，茶都没喝一口，就先开始关心任务。”
崔淑英是抗联的，他们在中国境内叫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，在朝鲜人的地盘上叫朝鲜人民革命军，方便号召朝鲜同胞加入队伍一起抗日。
“田中新一郎下个月初到上海。”金先生开口道。
屋里静了一瞬。
田中新一郎，朝鲜总督，陆军大将，1936年上任以来，在朝鲜半岛推行“文治”伪装下的铁腕镇压，逮捕了数千名独立运动者，取缔了几乎所有朝鲜语的报刊。
他的名字在临时政府的暗杀名单上挂了两年。
金先生的话音落下，屋里静了足足好几秒钟。
崔英淑端着茶杯的手没有动，但她的眼睛变了。
刚才进门时那种散漫的、略带一点不耐烦的神色，在一瞬间收敛得干干净净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冷而集中的光。
“田中新一郎。”
她把这个名字重复了一遍，声音很平，但手指微微颤抖。
“你认识他？”安明问。
崔英淑没有立刻回答。
她把茶杯放下，左手伸进风衣内袋，摸出一个小布包，放在桌上。布包是深蓝色的粗布，用麻绳扎着，打开来，里面是一张折了三折的纸。她把纸展开，推到桌子中央。
煤油灯的光照在纸上，那是一张手绘的画像。画的是一个穿军装的老头，圆脸，宽额，嘴唇很薄，嘴角往下耷拉着，看起来像在笑，又像在生气。
画工不算精细，但抓住了神韵。
“这是三年前我在间岛的时候画的。”
崔英淑说道，“田中新一郎到间岛视察，我混在朝鲜人欢迎队伍里，隔着三十米看了他一眼。回来之后凭着记忆画的。”
金先生拿起画像看了看，传给安明，安明又传给朴世昌。
“你画这个做什么？”朴世昌问。
这种人物的照片，报纸上经常能看到，朴世昌不明白画下来的意义。
“他1934年上任。上任第一件事，就是把朝鲜总督府的警务局扩大了三倍。一年之内，逮捕了四千多人，其中一半是学生和教师。汉城有一所中学，全校三百多个学生，因为组织了一个读书会，被抓走了一百七十个。校长在拘留所里上吊死了。”
她的声音很平，像在念一份档案。
“1935年，他在全罗道搞‘思想犯大检举’，一个村子一个村子的过筛子。凡是参加过三一运动纪念活动的，参加过独立运动募捐的，家里藏了朝鲜文报纸的，全部抓走。”
“那一年冬天，全罗道有八百多人死在拘留所里，尸体用卡车拉到郊外埋了。我姨妈一家四口，姨父、姨妈、两个表弟，最小的才九岁……”
她停了一下。
“他们只是帮一个独立运动者藏了一袋米。那个人的米被搜出来了，我姨父说米是他自己买的。日本人把他吊在树上，冬天，零下二十几度，吊了三天。我姨妈去求情，被打了一顿，回来就病倒了，没撑到开春。两个表弟后来不知去向，我找过，没找到。”
“那年我加入了朝鲜人民革命军，然后用他的画像练枪。”
崔英淑紧握着双拳说，“我每天对着这张脸练三百次瞄准。从三十米练到一百米，二百米，从静止练到移动。三年来从不间断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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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扬没说话，只是一个劲的深思不语。
“好了，你的条件我会呈交上去让上面评估。期待三天后，能够正式把合同签下来。”
威廉姆斯站起来，拎起公文包，走到门口又停下来，回头看了于扬一眼。
“于先生，你其实可以考虑一下我刚才的建议。有些信息，绝对不会让你产生收益和风险不成比例的顾虑。”
“好的，我考虑一下。主要是有些人，我也只是巴着他们，从他们手指缝里讨生活的。如果有大生意，我会考虑威廉姆斯先生的。”
……
上海法租界，一家小旅馆内。
窗帘拉得严严实实，一盏煤油灯被拧到最低，只在桌面投下一小圈昏黄的光。
桌边围坐着四个人。
金先生坐在正中的藤椅上，手指间夹着一支没点的烟，手指有一搭没一搭的轻敲着桌面。
他左边的年轻人叫安明，是新从南京过来的联络员，穿一件洗得发白的灰布长衫，袖口磨出了毛边，右手始终搁在桌下的大腿上，他的靴子里别着一把勃朗宁，一有异动就能快速反应。
对面是两个老团员，一个叫朴世昌，四十来岁，脸上有道疤，在法租界做了六年裁缝，铺子就是团里的联络站；另一个叫李东辉，在上海的日本纱厂里当了三年工人，日语说得跟日本人一模一样。
“人到了。”楼下低声传上来一句。
楼梯传来极轻的脚步声，安明的手从桌下抬起来，放到桌面上。
门开了，进来的是一个女人。
二十四五，穿一件驼色的风衣，长发被利落的扎了个高马尾。浑身上下有股子生人勿近的压迫感。
她走路的步子很稳，经过安明身边时，他注意到女人右手食指的指节上有一层薄茧。
那是常年扣扳机磨出来的。
“金先生。”
女人见到坐在主位，手里夹着烟的男人，立马立正敬了个礼。
“崔英淑同志。”
金先生站起来收回散漫，回礼完毕后用朝鲜语问道，“刚从满洲过来，来到上海有没有觉得不习惯？”
“还好，就是咖啡没有书上说的那么好喝。”
金先生闻言哈哈一笑，让屋子里的气氛融洽了三分，“在以前，那是洋人给牲口用的提神药，那些牲口被透支过度，就喂一把咖啡豆强行提神。现在被他们一包装宣传，成了高档，身份的代名词了。”
“金先生真是博学。”
朴世昌不动声色的拍了个马屁，给崔淑英倒了杯茶，“话说回来，咖啡到底没有东方的茶文化有底蕴，我们这些人，还是喜欢喝茶。”
崔英淑在空椅子上坐下，接过朴世昌递来的茶杯。没喝，直接开口问道：“金先生把我从朝鲜人民革命军调到上海，是有紧急任务吗？”
“档案上说你颇有个性，看来是真的。”
金先生笑了笑，“到了上海，茶都没喝一口，就先开始关心任务。”
崔淑英是抗联的，他们在中国境内叫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，在朝鲜人的地盘上叫朝鲜人民革命军，方便号召朝鲜同胞加入队伍一起抗日。
“田中新一郎下个月初到上海。”金先生开口道。
屋里静了一瞬。
田中新一郎，朝鲜总督，陆军大将，1936年上任以来，在朝鲜半岛推行“文治”伪装下的铁腕镇压，逮捕了数千名独立运动者，取缔了几乎所有朝鲜语的报刊。
他的名字在临时政府的暗杀名单上挂了两年。
金先生的话音落下，屋里静了足足好几秒钟。
崔英淑端着茶杯的手没有动，但她的眼睛变了。
刚才进门时那种散漫的、略带一点不耐烦的神色，在一瞬间收敛得干干净净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冷而集中的光。
“田中新一郎。”
她把这个名字重复了一遍，声音很平，但手指微微颤抖。
“你认识他？”安明问。
崔英淑没有立刻回答。
她把茶杯放下，左手伸进风衣内袋，摸出一个小布包，放在桌上。布包是深蓝色的粗布，用麻绳扎着，打开来，里面是一张折了三折的纸。她把纸展开，推到桌子中央。
煤油灯的光照在纸上，那是一张手绘的画像。画的是一个穿军装的老头，圆脸，宽额，嘴唇很薄，嘴角往下耷拉着，看起来像在笑，又像在生气。
画工不算精细，但抓住了神韵。
“这是三年前我在间岛的时候画的。”
崔英淑说道，“田中新一郎到间岛视察，我混在朝鲜人欢迎队伍里，隔着三十米看了他一眼。回来之后凭着记忆画的。”
金先生拿起画像看了看，传给安明，安明又传给朴世昌。
“你画这个做什么？”朴世昌问。
这种人物的照片，报纸上经常能看到，朴世昌不明白画下来的意义。
“他1934年上任。上任第一件事，就是把朝鲜总督府的警务局扩大了三倍。一年之内，逮捕了四千多人，其中一半是学生和教师。汉城有一所中学，全校三百多个学生，因为组织了一个读书会，被抓走了一百七十个。校长在拘留所里上吊死了。”
她的声音很平，像在念一份档案。
“1935年，他在全罗道搞‘思想犯大检举’，一个村子一个村子的过筛子。凡是参加过三一运动纪念活动的，参加过独立运动募捐的，家里藏了朝鲜文报纸的，全部抓走。”
“那一年冬天，全罗道有八百多人死在拘留所里，尸体用卡车拉到郊外埋了。我姨妈一家四口，姨父、姨妈、两个表弟，最小的才九岁……”
她停了一下。
“他们只是帮一个独立运动者藏了一袋米。那个人的米被搜出来了，我姨父说米是他自己买的。日本人把他吊在树上，冬天，零下二十几度，吊了三天。我姨妈去求情，被打了一顿，回来就病倒了，没撑到开春。两个表弟后来不知去向，我找过，没找到。”
“那年我加入了朝鲜人民革命军，然后用他的画像练枪。”
崔英淑紧握着双拳说，“我每天对着这张脸练三百次瞄准。从三十米练到一百米，二百米，从静止练到移动。三年来从不间断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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