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十九章 赵律师的领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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赵律师的办公室在虹口，一栋八十年代的老楼，三层。
楼道里贴着瓷砖，瓷砖缝是黑的。楼梯扶手的漆掉了一半。
方牧上到三楼，看见一扇木门，门上钉着一块铜牌：沪申律师事务所。
他推门进去。
前台没有人。只有一张桌子，一台老式饮水机。
“有人吗。”
里头传来一声：“进来。”
办公室不大，十来平。
两张桌子，一排书架，书架顶上摞着一摞摞的卷宗，用牛皮纸绳捆着。
靠窗那张桌子后面坐着一个人。
五十六七岁，头发花白，穿一件灰色的毛衣，袖口起了球。
“赵律师？”
“是。”那个人站起来，“你就是方牧？”
“是。”
赵律师伸手跟他握了一下。
他的手很干，很凉。
“坐。”
方牧把包放在桌上，一样一样往外拿。
吴师傅那份真的检修记录。
博尧抄的那张账。
两本册子的对照照片。
恒信报告的复印件。
那张拟处置清单。
最后，他拿出一张纸。
是那盘录音带的文字记录。
何斌手抄的。
末尾有他的签名和日期。
赵律师没有马上看。
他先问了一句：
“原件呢。”
“在我这儿。”方牧说，“带子我不能给您。”
“为什么。”
“因为它是孤本。”方牧说，“它一旦离开我的手，往后就说不清了。”
赵律师看了他一眼。
然后他低下头，开始看。
他看了四十分钟。
中间没有问一句话。
看到两本册子对照照片的时候，他停了大概半分钟。
把两张照片拿起来。
对着窗外的光看了看。
看到恒信报告第十七页的时候，他拿出计算器，按了几下。
看到那张清单最后一行的时候，他把纸放下，摘了眼镜，用袖子擦了擦。
四十分钟以后，他把眼镜戴回去。
“你想打什么官司。”他说。
方牧看着他。
“我不知道。”
“不知道？”
“我不知道能打什么。”方牧说，“我想先知道，能不能打。”
赵律师把眼镜摘下来，放在桌上。
“那我告诉你。”他说。
“您说。”
“第一条。”赵律师说，“工伤认定。事故伤害发生之日起，单位三十天内申请；单位不申请的，职工或者近亲属一年内申请。”
“一年。”
“一年。”赵律师说，“二〇一六年二月十九号，到二〇一七年二月十九号。过期八年。”
方牧没说话。
“第二条。”赵律师说，“人身损害赔偿的诉讼时效是三年。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那天起算。也过了。”
“第三条呢。”
“第三条，”赵律师说，“是刑事。这个事当年定性是生产安全事故，不是刑事案件。你要把它翻成刑事案件，要么公安重新立案，要么检察机关监督。律师做不了这个。”
他把三根手指收回去。
“所以，”他说，“这案子我打不了。”
方牧坐在那儿。
他没着急。
他把手放在桌上，慢慢地问了一句：
“赵律师。”
“嗯。”
“那这个案子，”他说，“八年前您接不接。”
赵律师的手停住了。
他伸手去拿茶杯。
茶杯是搪瓷的，上面印着“先进工作者”，字掉了一半。
他端起来，喝了一口。
茶凉了。
他把杯子放下。
“方先生。”他说。
“嗯。”
“你这些材料，”他说，“是从哪儿来的。”
“一部分是家属给的，一部分是公开渠道调的，一部分是有人愿意拿出来。”
“有人愿意拿出来。”赵律师重复了一遍。
“是。”
“那个人是谁。”
方牧没答。
赵律师也没追问。
他把那摞材料往中间拢了拢。
“我不问你这个。”他说，“我问你一句别的。”
“您问。”
“要是最后，”赵律师说，“这些材料没有一样能用，你怎么办。”
方牧看着他。
“那我就从头再来。”
“再来一次是八年。”
“再来一次是八年。”方牧说，“那也比不来的强。”
赵律师没说话。
他低下头，把那摞材料一份一份归齐。
归齐了，他推到一边。
然后他站起来，走到书柜前，从最下面一格拿出一个纸盒。
他把纸盒放在桌上，打开。
里面是一摞旧卷宗，很旧了，纸都发黄。
他抽出一本，翻开。
“二〇〇一年。”他说。
方牧看着那一页。
“一个工人，三十三岁，冲床压掉三根手指。”赵律师说，“没签劳动合同，厂里不认。他老婆来找我的时候，抱着一个孩子，孩子两岁。”
“后来呢。”
“后来我接了。”赵律师说，“我准备了两个月。”
他翻到中间一页。
“开庭前一天，”他说，“我师父叫我去吃饭。”
“您师父？”
“我入行的师父。”赵律师说，“他那年六十八，还在做。他跟我说了一句话。”
“什么话。”
赵律师看着那一页。
“他说，”他说，“小赵，你今年二十九，你还要做三十年。三十年，你不可能每个案子都赢。”
方牧等着。
“第二天开庭。”赵律师说，“我把该说的都说了。证人说了我问了，医院的材料我提交了。可我少说了一句。”
“哪一句。”
赵律师没马上答。
他把那一页翻过去。
“厂里说那个人是自己把手伸进去的。”他说，“我要是有证据能证明不是，我就赢了。我有那个证据——是一个工友的证词，那个人愿意出庭。”
“他没出庭？”
“他前一天晚上，被厂里调到外地去了。”赵律师说，“我要是在庭上把这件事说出来，法官就得问：为什么这个证人突然走了？”
“您没说。”
“我没说。”赵律师说，“因为我要是说了，我就是在庭上跟厂里撕破脸。我师父在下面坐着。”
他把卷宗合上。
“我输了。”他说。
方牧看着他。
“输了多少。”
“三根手指。”赵律师说，“法院判的是六万八。他老婆拿了这个钱，签了字。”
“那个人后来怎么样了。”
“不知道。”赵律师说，“听说去给人看门了。”
屋里静了一会儿。
方牧站起来告辞。
走到门口的时候，赵律师拉开抽屉拿名片。
抽屉开了一半。
方牧看见抽屉里躺着一样东西。
是一条领带。
藏青色的。
上面有白色的小点。
卷着放在那儿。
边角起了毛，一看就是很多年没动过。
“这条领带，”方牧说，“您不戴？”
赵律师的手停在抽屉上。
“不戴。”
“为什么。”
赵律师把抽屉往外拉了一点。
他伸手，把那条领带拿出来，放在桌上。
领带很旧了，真丝的，摸上去还是软的。
“这是我为了那次开庭买的。”他说，“四百二。我那时候一个月挣一千一。”
方牧没说话。
“开庭那天早上，”赵律师说，“我打上了。”
他伸手比了一下自己的领口。
“我对着镜子站了十分钟。”
“然后呢。”
“然后我摘了。”
赵律师把领带拿起来，重新卷好。
“我那时候想的是，”他说，“我要是穿得太像回事，我就得说得太像回事。”
他把领带放回抽屉。
“我说不出来。”
“所以您摘了。”
“所以我摘了。”赵律师说，“我把领带摘了，去开的庭。等于我先把自个儿脱了，再上场的。”
他把抽屉推上。
推到一半，停住了。
方牧站在门口。
“赵律师。”他说。
“嗯。”
“我不是来请您打官司的。”
“那你来干什么。”
“我来请您帮我开一扇门。”
赵律师抬起头。
“什么门。”
“诉前证据保全。”方牧说。
赵律师的手停在抽屉上。
他看着方牧。
看了大概五秒钟。
“你懂这个？”他说。
“我在纽约做了三年尽调。”方牧说，“我懂的不是怎么打官司，我懂的是怎么要别人的纸。”
赵律师没说话。
他把抽屉彻底推上。
然后他说：
“方先生。”
“嗯。”
“诉前证据保全，不需要先立案。”他说，“但它有一个前提——你得证明‘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’。”
“我有。”
“还有一个前提。”赵律师说，“你得有一个明确的‘将来的诉讼请求’。你不能说我怀疑一切，我要保全一切。”
方牧想了一下。
“我有。”他说。
“是什么。”
方牧拿起桌上那份恒信报告。
“就这份。”他说，“我要告这份报告的出具机构。”
赵律师愣住了。
“告评估机构？”
“虚增评估值。”方牧说，“损害了谁的利益，我还说不好。但‘将来的诉讼请求’这六个字，我写得出。”
赵律师盯着他。
“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。”
“知道。”
“你要告一家评估公司，”赵律师说，“你连原告是谁都还没定。”
“那就先定。”方牧说，“沈文华。她是李博尧的妻子，也是他唯一的近亲属。”
“她有什么损失？”
方牧看着他。
“她男人死了八年，认定书上写着‘违章操作’。”他说，“她拿不到工伤，拿不到抚恤，拿不到赔偿。她儿子今年九岁，跑不动。”
他顿了一下。
“这就是损失。”他说，“损失不是这一份报告造成的。可这份报告，是那条线上的一环。”
赵律师站起来。
他走到窗边，看着楼下。
楼下是四川北路，车很多。
他背对着方牧，站了很久。
“方先生。”他说。
“嗯。”
“你明天别来了。”他说。
方牧没答。
他拉开门。
走到楼梯口的时候，他回头说了一句：
“我后天来。”
赵律师关上门。
他回到桌前，坐下。
他坐在那儿，没有动。
过了很久，他把抽屉拉开一条缝。
大概两指宽。
那条领带在里面躺着。
他看了一会儿，把抽屉推上——但没有推到底。
还是留了大概两指宽的缝。
他坐在那儿，坐到天黑。
窗外的路灯亮了。他没有开灯。
然后他拿起电话，拨了一个号。
拨到一半，他挂了。
他又坐了一会儿，重新拿起电话，重新拨。
这一次他拨完了。
“喂，”他说，“老张吗。我赵振声。”
“我有个事想问你。”
“你们那个机房，二〇一七年换服务器的时候，旧的那台，还在不在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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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有人吗。”
里头传来一声：“进来。”
办公室不大，十来平。
两张桌子，一排书架，书架顶上摞着一摞摞的卷宗，用牛皮纸绳捆着。
靠窗那张桌子后面坐着一个人。
五十六七岁，头发花白，穿一件灰色的毛衣，袖口起了球。
“赵律师？”
“是。”那个人站起来，“你就是方牧？”
“是。”
赵律师伸手跟他握了一下。
他的手很干，很凉。
“坐。”
方牧把包放在桌上，一样一样往外拿。
吴师傅那份真的检修记录。
博尧抄的那张账。
两本册子的对照照片。
恒信报告的复印件。
那张拟处置清单。
最后，他拿出一张纸。
是那盘录音带的文字记录。
何斌手抄的。
末尾有他的签名和日期。
赵律师没有马上看。
他先问了一句：
“原件呢。”
“在我这儿。”方牧说，“带子我不能给您。”
“为什么。”
“因为它是孤本。”方牧说，“它一旦离开我的手，往后就说不清了。”
赵律师看了他一眼。
然后他低下头，开始看。
他看了四十分钟。
中间没有问一句话。
看到两本册子对照照片的时候，他停了大概半分钟。
把两张照片拿起来。
对着窗外的光看了看。
看到恒信报告第十七页的时候，他拿出计算器，按了几下。
看到那张清单最后一行的时候，他把纸放下，摘了眼镜，用袖子擦了擦。
四十分钟以后，他把眼镜戴回去。
“你想打什么官司。”他说。
方牧看着他。
“我不知道。”
“不知道？”
“我不知道能打什么。”方牧说，“我想先知道，能不能打。”
赵律师把眼镜摘下来，放在桌上。
“那我告诉你。”他说。
“您说。”
“第一条。”赵律师说，“工伤认定。事故伤害发生之日起，单位三十天内申请；单位不申请的，职工或者近亲属一年内申请。”
“一年。”
“一年。”赵律师说，“二〇一六年二月十九号，到二〇一七年二月十九号。过期八年。”
方牧没说话。
“第二条。”赵律师说，“人身损害赔偿的诉讼时效是三年。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那天起算。也过了。”
“第三条呢。”
“第三条，”赵律师说，“是刑事。这个事当年定性是生产安全事故，不是刑事案件。你要把它翻成刑事案件，要么公安重新立案，要么检察机关监督。律师做不了这个。”
他把三根手指收回去。
“所以，”他说，“这案子我打不了。”
方牧坐在那儿。
他没着急。
他把手放在桌上，慢慢地问了一句：
“赵律师。”
“嗯。”
“那这个案子，”他说，“八年前您接不接。”
赵律师的手停住了。
他伸手去拿茶杯。
茶杯是搪瓷的，上面印着“先进工作者”，字掉了一半。
他端起来，喝了一口。
茶凉了。
他把杯子放下。
“方先生。”他说。
“嗯。”
“你这些材料，”他说，“是从哪儿来的。”
“一部分是家属给的，一部分是公开渠道调的，一部分是有人愿意拿出来。”
“有人愿意拿出来。”赵律师重复了一遍。
“是。”
“那个人是谁。”
方牧没答。
赵律师也没追问。
他把那摞材料往中间拢了拢。
“我不问你这个。”他说，“我问你一句别的。”
“您问。”
“要是最后，”赵律师说，“这些材料没有一样能用，你怎么办。”
方牧看着他。
“那我就从头再来。”
“再来一次是八年。”
“再来一次是八年。”方牧说，“那也比不来的强。”
赵律师没说话。
他低下头，把那摞材料一份一份归齐。
归齐了，他推到一边。
然后他站起来，走到书柜前，从最下面一格拿出一个纸盒。
他把纸盒放在桌上，打开。
里面是一摞旧卷宗，很旧了，纸都发黄。
他抽出一本，翻开。
“二〇〇一年。”他说。
方牧看着那一页。
“一个工人，三十三岁，冲床压掉三根手指。”赵律师说，“没签劳动合同，厂里不认。他老婆来找我的时候，抱着一个孩子，孩子两岁。”
“后来呢。”
“后来我接了。”赵律师说，“我准备了两个月。”
他翻到中间一页。
“开庭前一天，”他说，“我师父叫我去吃饭。”
“您师父？”
“我入行的师父。”赵律师说，“他那年六十八，还在做。他跟我说了一句话。”
“什么话。”
赵律师看着那一页。
“他说，”他说，“小赵，你今年二十九，你还要做三十年。三十年，你不可能每个案子都赢。”
方牧等着。
“第二天开庭。”赵律师说，“我把该说的都说了。证人说了我问了，医院的材料我提交了。可我少说了一句。”
“哪一句。”
赵律师没马上答。
他把那一页翻过去。
“厂里说那个人是自己把手伸进去的。”他说，“我要是有证据能证明不是，我就赢了。我有那个证据——是一个工友的证词，那个人愿意出庭。”
“他没出庭？”
“他前一天晚上，被厂里调到外地去了。”赵律师说，“我要是在庭上把这件事说出来，法官就得问：为什么这个证人突然走了？”
“您没说。”
“我没说。”赵律师说，“因为我要是说了，我就是在庭上跟厂里撕破脸。我师父在下面坐着。”
他把卷宗合上。
“我输了。”他说。
方牧看着他。
“输了多少。”
“三根手指。”赵律师说，“法院判的是六万八。他老婆拿了这个钱，签了字。”
“那个人后来怎么样了。”
“不知道。”赵律师说，“听说去给人看门了。”
屋里静了一会儿。
方牧站起来告辞。
走到门口的时候，赵律师拉开抽屉拿名片。
抽屉开了一半。
方牧看见抽屉里躺着一样东西。
是一条领带。
藏青色的。
上面有白色的小点。
卷着放在那儿。
边角起了毛，一看就是很多年没动过。
“这条领带，”方牧说，“您不戴？”
赵律师的手停在抽屉上。
“不戴。”
“为什么。”
赵律师把抽屉往外拉了一点。
他伸手，把那条领带拿出来，放在桌上。
领带很旧了，真丝的，摸上去还是软的。
“这是我为了那次开庭买的。”他说，“四百二。我那时候一个月挣一千一。”
方牧没说话。
“开庭那天早上，”赵律师说，“我打上了。”
他伸手比了一下自己的领口。
“我对着镜子站了十分钟。”
“然后呢。”
“然后我摘了。”
赵律师把领带拿起来，重新卷好。
“我那时候想的是，”他说，“我要是穿得太像回事，我就得说得太像回事。”
他把领带放回抽屉。
“我说不出来。”
“所以您摘了。”
“所以我摘了。”赵律师说，“我把领带摘了，去开的庭。等于我先把自个儿脱了，再上场的。”
他把抽屉推上。
推到一半，停住了。
方牧站在门口。
“赵律师。”他说。
“嗯。”
“我不是来请您打官司的。”
“那你来干什么。”
“我来请您帮我开一扇门。”
赵律师抬起头。
“什么门。”
“诉前证据保全。”方牧说。
赵律师的手停在抽屉上。
他看着方牧。
看了大概五秒钟。
“你懂这个？”他说。
“我在纽约做了三年尽调。”方牧说，“我懂的不是怎么打官司，我懂的是怎么要别人的纸。”
赵律师没说话。
他把抽屉彻底推上。
然后他说：
“方先生。”
“嗯。”
“诉前证据保全，不需要先立案。”他说，“但它有一个前提——你得证明‘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’。”
“我有。”
“还有一个前提。”赵律师说，“你得有一个明确的‘将来的诉讼请求’。你不能说我怀疑一切，我要保全一切。”
方牧想了一下。
“我有。”他说。
“是什么。”
方牧拿起桌上那份恒信报告。
“就这份。”他说，“我要告这份报告的出具机构。”
赵律师愣住了。
“告评估机构？”
“虚增评估值。”方牧说，“损害了谁的利益，我还说不好。但‘将来的诉讼请求’这六个字，我写得出。”
赵律师盯着他。
“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。”
“知道。”
“你要告一家评估公司，”赵律师说，“你连原告是谁都还没定。”
“那就先定。”方牧说，“沈文华。她是李博尧的妻子，也是他唯一的近亲属。”
“她有什么损失？”
方牧看着他。
“她男人死了八年，认定书上写着‘违章操作’。”他说，“她拿不到工伤，拿不到抚恤，拿不到赔偿。她儿子今年九岁，跑不动。”
他顿了一下。
“这就是损失。”他说，“损失不是这一份报告造成的。可这份报告，是那条线上的一环。”
赵律师站起来。
他走到窗边，看着楼下。
楼下是四川北路，车很多。
他背对着方牧，站了很久。
“方先生。”他说。
“嗯。”
“你明天别来了。”他说。
方牧没答。
他拉开门。
走到楼梯口的时候，他回头说了一句：
“我后天来。”
赵律师关上门。
他回到桌前，坐下。
他坐在那儿，没有动。
过了很久，他把抽屉拉开一条缝。
大概两指宽。
那条领带在里面躺着。
他看了一会儿，把抽屉推上——但没有推到底。
还是留了大概两指宽的缝。
他坐在那儿，坐到天黑。
窗外的路灯亮了。他没有开灯。
然后他拿起电话，拨了一个号。
拨到一半，他挂了。
他又坐了一会儿，重新拿起电话，重新拨。
这一次他拨完了。
“喂，”他说，“老张吗。我赵振声。”
“我有个事想问你。”
“你们那个机房，二〇一七年换服务器的时候，旧的那台，还在不在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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